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逍遥游刘

开卷有益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当知识分子成为小丑  

2015-02-10 11:08:29|  分类: 开卷有益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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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1958年,甘肃千里沙漠中的夹边沟劳教农场,农业队第一大队大队长、研究新疆史出身的右派安兆俊对高尔泰说:“我们这里,名演员偷别人的馒头,大音乐家涎着脸乞求一丁点儿施舍,在外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的学者,为抢着刮桶,打架不要命……这样的事,多得都不奇怪了。至于自打耳光,告小状,一年到头都不洗脸不梳头不补衣服的,那就更普遍了。这都是精神崩溃的表现。现在死掉的人越来越多,我想除了饿和累,精神意志的崩溃也是一个原因。”
当知识分子成为小丑 - 博弈林泉 - 博弈林泉
 
    在饥馑和死亡笼罩下的夹边沟,甘为小丑,已成为知识分子苟且求生的普遍方式了。

    知识分子小丑化的极端个案,或以赵俪生笔下的史学家童书业最为典型吧。20世纪50年代,赵俪生与童书业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同事,赵俪生回忆:“童书业平生弱点,就在一个‘怕’字。有六怕,怕失业、怕雷电、怕空袭、怕传染病、怕癌、怕运动。童的一位学生又补充了两条:怕地震、怕蒋介石反攻大陆。所有这些他都怕,有时怕得要死。”

    有多怕?某星期天中午,赵俪生的妻子在家和衣而卧,童书业悄悄进来跪倒床头……原来,“童有一份‘交代材料’,在党委组织部,运动过去了,他想索要回来毁掉,可是又不敢自己去要;想求我代他去要,又不敢当面提出,所以想到我的妻;可来时正值我妻午睡,所以就出了这怪相了。‘交代材料’中说了些什么呢?说的是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,隐藏在大陆很久很深的,以研究历史、地理,绘制地图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,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。各地分设代理人,上海代理人是杨宽,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,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,底下还有一句‘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’。这份‘交代’写了一厚本,题曰《童书业供状》……”童书业能臆想出这样一个历史学名流联手的反革命集团,足见其心理已因恐惧而趋变态。

    又一次,听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,童书业忧心如焚,无法自制,遂找到当时山东大学历史系党总支、教师支部书记说:“他们来了,首先要抓住我,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,要我带他去搜捕共产党员。你知道我是胆小的、怕死的,我不能不带他们去抓你。但我和你约好,当我到你窗口时我拼命咳嗽,你听到咳嗽声,马上躲起来就是了。”这种受迫害狂的心理和言行,已沦为笑柄。

    当然,到了文革,知识分子成为小丑的现象,更是登峰造极。

    俞平伯被抄家时,红卫兵开始不详其钱物所在,后见其夫人紧抱一盒,打开一看,竟是现金及存折数万元,得来全不费功夫,于是抄没而去。俞平伯却在后边追着高喊:“汝等持去,有利息乎?”向抢劫者讨利息,可谓迂不可及。
当知识分子成为小丑 - 博弈林泉 - 博弈林泉
 
    陈四益回忆说,文革初期,其师赵景深被关进牛棚,“有一位学生看守着他。不知是那位‘看守’有事还是贪玩,总之,他想暂时离开一下,但又担心被看管的对象逃跑,于是,便用绳子将先生绑在床上,锁上门扬长而去。先生痛苦难耐,又不敢呼救,于是便哀声作牛鸣。路过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,敲门不应,便破门而入,这才发现牛鸣者竟是先生。问他为何这样?答曰:‘我是牛鬼蛇神。’此事非我亲见,但听说之后,心中惨然,并隐约感到,这种悲惨的滑稽,实是一种迂曲的抵抗。”不论如何,名教授无奈而作牛鸣,滑稽之中又是何等辛酸。

    1968年冬,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七名牛鬼蛇神进山开荒,尽管脱离了原来批判斗争的世界,但内心的政治阴影依然浓重:“夜里挤睡在一个大铺上,心灵也并不相通。相反地,由于日夜密切接触,每个人都害怕不知不觉又被人抓住什么把柄,反而把自己包得更紧了。一个个战战兢兢、规规矩矩,连睡觉也不得安心。”高尔泰右边是史苇湘,他回忆:“史苇湘一睡下就打鼾,使我十分羡慕。但后来我发现,他并没睡着,假装打鼾是为了表示心里没有隐忧没有抵触情绪。也确实能造成这么个印象。我想学,发现这很难……”

    一次,高尔泰跟原顶头上司段文杰等三人半夜出动卸煤,“回来睡觉时听到段文杰说梦话,说毛主席万岁!颇纳闷。第二天劳动时,老段变着法儿试探我们的反应,才知道他是装的。这就更难了。”不仅假装打鼾,又假装说“万岁”的梦话,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可是,在这种小丑面具的背后,又掩藏着多么深重的恐惧啊。

    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一至于斯,其处境可怜,其情状则可笑。

    知识分子本是死要面子的,一旦连知识分子都不在乎脸面,可以任人笑骂,成为跳梁小丑,那么,一定是知识分子受到了时代和环境无可抗拒的重压。知识分子固然不能垄断知识和理性,但如果一个时代竟以压迫、蹂躏知识分子为乐,则表明那个时代必然是反知识、反理性的,那必定是一个最蒙昧、最恐怖的时代。

    不过,另一方面,我们也不能忽略一点:对于个人的如烟往事或集体的隐秘历史,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最主要的记录者和阐释者,但也因此,我们不免习惯性地强调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受难史,并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来保存和构建苦难的全民记忆;我们总是不自觉地以知识分子的受难史,取消了芸芸众生的受难史。

    在曾经有过的那种时候,跟那些知识分子一样可怜可笑的普通人,又有多少?连知识分子,连成名成家的知识分子,都如此可怜可笑,更何况那些默默无闻的一介普通百姓呢?只因为他们不是知识分子,没有编写历史的权力,他们就不能将自己的可怜可笑笔之于书;只因为他们不是知识分子,头上没有名流的光环,因此也没有知识分子关怀他们的可怜可笑,为他们留下历史的铭记。于是,无数普通人的可怜可笑,就被我们集体记忆的筛子所遗漏了。所以,我们在编纂精神受难史的时候,必须打破知识分子的视角,而回归普通人的视角。

    归根结底,童书业、俞平伯、赵景深、段文杰……之所以可怜可笑,并非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,只因为他们是人,是普通人。那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可怜可笑,更是人的可怜可笑;那不仅是一个迫害知识分子的时代,更是一个迫害人的时代。

    当知识分子成为小丑,那么,所有的人,也都成了小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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